两个东方之珠：一个历史的一个想象的

　　闷头翻完之后，基本上搞清楚几个问题——这片荒凉的“弹丸之地”村”是如何聚集了数百万人的？这数百万人的构成和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是如何定义的？

　　问题搞清的同时，我深感——这颗东方之珠，竟然是如此的陌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我们“想象”中的人们，差异如此之大。

　　当年28岁的张明敏还是一家电子表工厂的工人，之前籍籍无名。《我的中国心》一年前就已经在并，但没什么反响。

　　从1982年启动的关于问题的中英谈判，在1984年初进入了关键阶段。在邓先生的主导下，必须于1997年“完全回归”，已成为不可更改的谈判原则。

　　临近1984年春晚开幕，导演黄一鹤希望有元素出现在舞台上。他意外听到了《我的中国心》，觉得特别契合春晚的气氛和时代背景。于是，黄一鹤迅速打报告，申请让歌手张明敏登上春晚舞台。

　　《我的中国心》，由著名词人黄霑填词。据说，黄霑创作此歌的背景是日本人在1980年代初侵略中国的历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但这首歌，后来演绎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情。

　　《我的中国心》的流行，给人民塑造了海外华人尤其是港人思归的集体形象，塑造了人民对待的集体心理：都是一家人，都盼望团圆。

　　很多人甚至是反感《我的中国心》的，他们送张明敏一个头衔叫“爱国歌手”。在，这个称呼并非褒义，而具有意味。

　　8年后，也就是1992年，23岁的歌手艾敬，发表了一首自传式歌曲，《我的1997》。歌中唱到——

　　如果说《我的中国心》让人民相信盼望回归，那么《我的1997》则表现出了内地人对回归后两地“成为一家”的。

　　不过从后来发展的脉络看，这两首歌曲在流行后所塑造的认知，某种程度上均属于“一厢情愿”。

　　当年艾敬把“让我去看看花花世界吧”传遍内地大街小巷的时候，她和内地都意想不到，若干年后，内地人涌入“看花花世界”会引遭到人的反感、、歧视，被称为“蝗虫”。

　　文艺作品，往往只是作者的个人情怀，甚至是个人梦呓，但若它在大众中流行，却可以被“二次创作”成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的与现实偏差并不奇怪，毕竟它来自于个人梦呓。

　　但现实是按照逻辑演变的，百因必有果。2019年的某一天，很多人之所以于“竟然是这样的”，不过是因为忽略了历史变迁的逻辑。

　　百余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那场战争是东文明的冲突——英国代表的工商业文明追求贸易全球化，在代表农业文明的中国的大门口遭到闭门羹，从而爆发了战争冲突。

　　因大英商船远涉洋，往往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准将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理。

　　据此可以看出，岛被“给予”的英国，且归英国“常远据守”，没有期限，也就是承认岛从此英国的一部分了。“给予”不是“割让”更不是租借。

　　租借，会有租期，割让会显示出会让大清没有面子。据说，为了更有面子，大清原本想表述为“赠予”，但遭到英方的反对。

　　其实在从法律上获得岛之前，1841年初，以义律为首的英国人已经占据了岛。按说，获得，义律对于英国而言功勋卓著。但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岛是“鸟不生蛋之地，一间房屋也建不成”的地方，义律办事不力。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前，义律就被解雇了。

　　对于大清帝国南部边陲这片人烟稀少的荒凉小岛，英国并不满意。原本，英国是想拿下舟山群岛的，那里紧邻中国富庶的江浙地区。

　　1860年，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收场，大清与英国签订了《条约》，约定“九龙司地方一区”即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付与”英国。

　　1898年，《展拓界址专条》约定，深圳河以南及200多个离岛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前两次是割让，这一次是租借。这个99年的租期，正是后来中国1997年收回的依据。

　　殖民地当然进行的是殖民，英国人在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上成立了组织，官员来自于英国的任命。换个说法，殖民地上的中国人，成了“奴”。

　　历来，当奴是很悲惨的。奇怪的是，回归之后，还有人对当年的英国人念念不忘，甚至以拥有英国护照为荣。

　　《租界！租界！》作者徐承伦查阅大量档案，以文学方式，“还原”当年英国在山东威海的殖民——

　　一开始，威海人民对清放弃这片土地很沮丧，他们认为英国鬼子接管之后肯定，于是激烈抵制英国人的到来，进行了武装。

　　但是，当地人后来逐渐改变了对英国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发现英国派来的官员比原来县太爷“文明”。比如，殖民者注重法制和秩序，主张男女平等，甚至反对动物。当地人还发现，洋老爷竟然比中国，后来还推进了乡村自治。

　　在，殖民牢牢控制着行，华人在相当多的时间里，也没有追求参政的勇气和机会，更不敢奢望有所谓的选票。直到回归后，推行“港港”，才发现本土华人缺少“家”。

　　不过，港英对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定和秩序方面，还有就是提供社会服务和市政服务，除此之外，基本不介入具体的经济和社会事务。

　　殖民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被隔离在之外的华人，与港英亦发生过冲突的。的资本家当然也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在遍布廉价劳动力的市场上必然出现工厂。

　　1967年5月，一起劳资纠纷引发工人与的冲突。当时，正处于“”时期，很多被称为“”的华人，在国内“”气氛的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发。、，暗杀、爆炸，这些事情都干了，直接造成51人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六七”。

　　纵观百余年的历史，前文所述的“劳资冲突”、“”之类的动荡不过是“小波澜”，而一系列“大波澜”随时会将这艘殖民之船“倾覆”。

　　1911年，大清国没了。那么它与英国签订的条约，随时可能新生的宣布作废。若条约作废，英国殖民者就得从走人，就会“变天”。

　　的近邻广州，是一座之城。在者看来，的割让是中国的耻辱，而的崛起一定程度上了广州的地位。原本广州是一个国际港口，在清对广州的下，拥有了更大的国际贸易优势。

　　1912年到1913年，青洲水泥公司因为广东向它供应矿石而濒临破产。类似的，导致很多国际贸易公司，转到广州设立分公司。

　　由于广州的，1919年，英国驻华大使英国将在华所有租界全部归还中国。但是，英国没有采纳这个，以拖待变。

　　这一时期，中华虽然处于状态，但民族主义逐渐——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国一些城市的租界相继被收回。

　　1922年，会议，英国答应将在中国北部沿海的威海卫租借地归还中国，并于1931年生效。对于，英国迟迟不愿意放手。

　　1925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持续15个月之久，导致大量公司濒临破产。这场的组织者，是邓中夏和苏兆征，当时他们的身份是。

　　总督司徒拔向英国报告，认为殖民地的存在不会超过15年。他认为，由于广州的，英国最晚在1940年将不得不放弃。

　　由于日本从1930年代开始加紧对中国侵略，蒋介石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国际关系的变化，让殖民者又一次度过了倾覆的危机。

　　1941年12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占领。作为中国的盟友，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英国，赶走日本人后，应该将归还中国。英国迫切需要美国参战英国，无法美国的要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这让蒋介石在中国的声望达到巅峰。8月24日，蒋介石在公开中说，中国对租界的收回，新界不应例外。

　　随着败退迹象明显，当时的总督葛量洪向英国报告，如果英国不表现出据守殖民地的态度，随时会被解放军拿下。随后，英国派遣了部队进驻，驻军人数达到3万之多。

　　解放军并没有立即跨过深圳河。葛量洪迎接的是潮水般涌入的“难民”，根据他的评估，当时最多能接收10万人，但事实上1949年接纳了80万人。

　　初定，百废待兴，还没来得及考虑问题，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且，联合国也对战略物资、半战略物资实施对华禁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相连的国际贸易港——，对于新中国的特殊作用出来，这里成为中国进口“特殊物资”的特殊管道。

　　尽管新中国接受了英国对的继续殖民，但是，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英国人无法预测。因为解放军跨入，只有一步之遥，分分钟就能解放……

　　多年以后，当成为一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当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昔日的荒凉小岛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很多人确认——，这块当年英国认为“鸟不生蛋”地方，是一块福地。

　　所谓福地，就是虽然面临一次次的动荡，但总能如有天助一般化险为夷，而且淘金者越来越多，金矿越来越大。

　　但福地之说不过是事后的总结，当年涌向这条殖民之船的人们，身处一次次动荡的人们，其实是长期处在“朝不保夕”的担忧之中的。

　　在若干年里，大规模、经济、难民涌入、强制收回的可能，随时会导致英国在的殖民崩盘，并使成为的一部分。

　　于是，一个疑问出现了，既然到了是奴，既然长期动荡不安随时可能崩盘，荒凉的是怎么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聚集了数百万人口的呢？

　　1981年，全已经500万人口的时候，有统计显示，深圳河以南线万人。也就是说，人几乎全是移民，他们为什么移民到这样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呢？

　　比如，当年中国有很多租界。一些中国人宁愿到租界去或谋生或躲灾，事实上中国人到了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就是“奴”。

　　更有甚至，当年中国东北被日本占据，还成立了伪满洲国。但依然大量的中国人“东”，到日本人的地面上谋生。孩子在那里上学，还要学日语，还要向日本天皇，唱日本国歌。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中国贫弱动荡，战乱不断，以至于，当奴或许还有更好的活，不当奴却可能随时没命。

　　当1898年英国人获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那里是荒凉的，同时，也是大清国边陲的“法外之地”——朝廷管不了的地方，便是逃难者的方向。

　　1938年，日军战斗机飞到广东潮州的上空。次年6月，11岁的与家人辗转到。14岁从学徒工做起，李嘉诚最终成为亚洲最大的富豪。可以说，对于李嘉诚而言，是淘金之地。

　　最初广东人涌入，更是为了淘金。但后来更多是逃亡和偷渡进入以求活命的。有公开的说法，现在的人有三分之一是偷渡客及其后代。除了偷渡客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新中国的“恐惧”而逃到的。

　　上述两类人都有“难民”的性质，他们基本上构成了人的主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喜欢新中国，甚至，更为准确地说是新中国，因而逃亡。换句话说，就是一座“难民”之城。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或不信任新的人，很多选择逃到。不需要办签证，抬腿就去了，去了只要能够活下来就能成为人。有资料显示，仅1949年就有80万人涌入。

　　《我的中国心》的创作者黄霑，就是在1949年随父母涌入的。黄霑出生于广州。黄霑的父亲是广东番禺大地主，亲，在崩盘之际，举家迁往。

　　除了地主，当然还有资本家。有统计表明，从1945年开始，尤其是1948和1949年，大量企业家、资本家携带资产逃往。

　　1948年，上海到的航班和客船每天人满为患，的旅馆拥挤不堪，高档公寓的租金价格飞涨。

　　这些人的房产土地，，心中对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怨恨，传递到他们的后代，也不足为奇。

　　随着的改变，在张爱玲之后，尤其是到1960年代，与严格隔离，再去的人，就只能是偷渡了。

　　比如，著名的作家倪匡——他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四大才子——就是在1957年偷渡到的。

　　倪匡1935年出生于上海，后来成为一名基层。22岁的时候被派往，一个支队工作。因为柴木桥烧火取暖，倪匡被定为现行。在那个年代，这个帽子足以被判死刑。

　　倪匡就此出逃。从逃到辽宁，再从辽宁乘船到上海。作为一个黑户，无法被亲朋长期接纳，倪匡决定投奔早在1950年“移民”的父母。花了一大笔钱，他按照蛇头的，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到澳门，再由澳门到达。

　　以上，除了第一种外，其余四类，对在一定程度上都怀有恨意。可以说，很多逃到的华人，正是因为有了《南京条约》开辟的这片“法外之地”，才得以存活下来。

　　人冒着生命翻山跨海偷渡这种现象，在前，还一直存在。有公开资料显示，从1950年到之前的30年间，至少有60万偷渡，被称为大逃港。

　　正是由于这种的逃亡和偷渡，这片曾经的荒凉之地，到1981年的时候人口基本上已经有500万了。当时，的人口也还不到1000万。

　　随着隔离的严格，移民或偷渡到的人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故乡，而且也不再愿意回到故乡，他们逐渐有了“人”的身份认同——从价值观到心理层面，对的隔膜、抵触，甚至。

　　人，就像涨潮时涌上海滩低洼处的一汪水，原本，他们随时会被下一次涨潮带回大海。他们不仅不会怀念故乡，反而为自己逃离故乡而庆幸。

　　但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发现，人接受英国不是，更多是自愿。所以，他们很少有“奴”的“耻辱感”，反而是“我心安处即故乡”。

　　是的，当年的难民以及其后代，到了1980年代发现新家园已经是璀璨的“东方之珠”，作为全球港、国际化大都市的人，北望，他们的优越感是必然的。

　　在港英的管辖之下，华人虽然属于所谓“奴”，但他们身处的世界且经济相对发达。他们体会到，被谁不重要，当不当“奴”不重要，更好或“不更坏”的生活才是重要的。

　　于是，殖民地人的“耻辱感”逐渐被“优越感”所。在一段时期，人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优越感，而优越感又强化了人不同于人的“族群意识”。

　　这一点，在1979上映的电视连续剧《网中人》中，就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主人公程灿越境偷渡到，好不容易躲过哨兵追捕，历尽千辛万苦，。

　　作为新移民，电视剧中程灿的形象特征是、土气，被称作“阿灿”。后来，阿灿成了1970年代到1990年代人对内地人的带有歧视意味的代称。

　　很多年以后，在经济崛起之后人终于摆脱了土气的形象，一些人又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用于歧视一些内地人，这个名字叫“蝗虫”。

　　事实上，如果查阅历史，会发现，人相对于内地人的优越感其实并没有太长久的历史——这是与的经济起飞密切相关的。

　　即便在中国放开40年之后，中国的人均P与差距仍然很大。2018年，人均P达4.87万美元，中国内地的人均P不足1万美元。

　　第一个原因是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使得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一个港，这里的商品畅通地销往世界各地。

　　第二个原因是的封闭以及欧美对中国的，让享受到了“红利”。中国的很多国际生意，需要通过，当然受益。

　　第三个原因是英国对的管制方式，殖民不介入具体的经济发展，只是维持一个宽松和相对公平的市场。

　　我们不妨试着理解一下他们的心理，他们一定庆幸当年自己的选择，纹身的忌讳和讲究他们一定对保持着“灾难”的印象，在感情上他们对不会有多少爱的。

　　当1984年的除夕夜，张明敏满含深情地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并不代表华人的普遍心理。《我的中国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内地对理层面的。

　　总之，长期的尤其是后来经济的崛起，强化了的人的优越感和族群意识——他们越来越强调自己是“人”。

　　1985年，专业机构对人进行了问卷调查。36.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59.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人。剩余的人，要么认为自己既是人又是中国，要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这个问卷调查连续进行了数年，每一年的调查结果，都是认为自己“人”的远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回归以后，虽然五星红旗飘扬在上空，但的很多特殊性继续得以保留。比如，美国对继续特殊关税政策；比如，近一半人拥有英国给予的一种特殊的“英国国籍”，他们是英国国民（海外）身份持有者；比如，人们在价值观上与欧美的100多年来的同步。

　　他们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认同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分配者，他们热爱觉得那是一块福地无论经历怎么样的逆境总能触底反弹，他们认为是一个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的地方……

　　当1997年回归之后，人总有一种上述价值观或优势被的危机感——他们或他们的祖辈对的抵触甚至，在这种微妙的心理之下，不仅没有因为回归而消除，反而因为一些具体事件的刺激而逐步加深。

　　人珍视自己的某些东西并害怕这些东西被自己。来自的每一个政策，都可能被他们地认为是在“消灭”他们所珍视的那些东西。

　　比如，人到行，本来是向中央申请的政策以便发展经济。但很多市民抵制前往旅游购物的人。

　　比如，外地孕妇在生产即拥有身份，一开始希望不要对孕妇执行这样的政策。但这一政策。直到很多孕妇出现在的医院，很多人开始抵制人。

　　这种歧视甚至，无疑会引发人的反击。于是，一开始可能是少数人的行为，通过大众传媒的，更多人参与到这种讨论之中。讨论的结果，必然是撕裂感加剧。

　　每出台一个与有关的政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抵制与。一些人怀念殖民时代，甚至公开打出“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一些讨论以“城邦”身份“”的文章，也出现在了的上。

　　这些现象，越来越让无解——《我的中国心》3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人对祖国不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吗？人拥有那么多特殊的东西，为何还不满意，是被宠坏了吗？

　　所有的不理解，都是基于对历史的忽略以及对现实的误读——忘记历史或梦呓现实，是很多人不理解当下的原因。

　　罗大佑那首《东方之珠》，一度传遍黄河两岸，多年响彻从县城到都市的KTV。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两个版本。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首罗大佑谱曲，创作于1986年，由关正杰演唱的《东方之珠》（粤语版）。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中英联合声明达成之后，许多人选择告别。

　　那一幕，被很多人忽略或遗忘了。就像那首1986粤语版的《东方之珠》，被忽略或遗忘了一样。如今听来，倒是这首歌，更能体现人当年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