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从电影到电视走了三十年

　　在外国电视译制片出现前，中国电影译制已经发展了近30年，为电视剧译制打下了的基础。中国第一部电视译制片终于在1979年完成。1979年11月29日，首播外国电视连续剧。

　　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当时进入中国的一般是默片电影，后来的有声片，也是原文放映。为了帮助观众理解，影院想出了印发故事说明书、放映幻灯小字幕、由解说员解说等办法，少数影院还有“译意风”，在电影放映时现场翻译。

　　最早开始电影译制的是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它主要由来自延安的电影工作者、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遗留人员、当地的电影工作者组成。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建厂第三年，第二任厂长袁牧之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新闻照片，其中翻译片就是今天的译制片。

　　当时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有些电影加上了一些中文字幕，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袁牧之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

　　袁乃晨来到南岗区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与他商洽翻译苏联影片的业务。几经周折，袁乃晨与苏方签订了为苏联电影做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马特络夫》。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

　　影片译制完成后，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请了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大获成功。聂斯库伯同意以后所有的苏联电影的华语翻译都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来做。此片正式定名为《一个普通的战士》，由袁乃晨导演，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张家克、高岛小二郎录音，主要配音演员有张玉昆、吴静等。1949年8月公映。这是我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袁乃晨也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为了符合口语和口型，《一个普通的战士》脚本的中文译稿几经修改。排练时，袁乃晨用秒表掌握时间，与孟广钧一起反复实验琢磨，逐个纠正拼音上的问题和不足。配音演员说出的中文，口型节奏必须与俄文一致，还不能过于僵硬。

　　电影中有人：“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他们就改为战士在战场上常用的字眼“冲啊”，结果口型合适，听起来很自然。

　　1949年6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本部搬迁至梵皇渡，他们把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改装成一个放映间，墙壁刷上白色、加上木框当作银幕，在厂部三层楼的楼顶上，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联制造的小型单声道光学录音机，用麻袋片包上稻草覆盖在墙壁上当隔音板，成为录音间，大家戏称这个录音间为“露音间”。

　　他们冬天用棉被挡风，夏天弄些冰块降温。在这样的条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制作出了《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经典译制片。

　　译制片克服了语言障碍，能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引领着时尚的潮流。银幕上苏联姑娘穿布拉吉（一种连衣裙），一时间在大街上流行起来。人群拥挤时，会听到有人用电影中的“戏词”大声嚷：“让列宁同志先走！”

　　1958年5月1日晚7时，中国第一个、前身———开始试验。电视里主要新闻性节目、政宣节目、纪录影片和歌舞、诗朗诵等。6月15日，在演播室内直播了根据《新观察》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这部时长20分钟的“直播电视小戏”，拉开了中国单本电视剧的序幕。对于这种新的电视样式，编导们经过商讨，决定将其定名为“电视剧”。

　　这部小戏由中央实验剧团演播。在一间60多平方米的临时演播厅内，搭着这个戏唯一的景———一个破烂的窝棚，景前架着三台摄像机。隔出的另一间小屋装着导演台和器。绿灯亮，演播室内各就各位；红灯亮，演员开始表演。摄像师提供的画面由导演按事先分好的镜头切换。

　　粉碎“”后，看电视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快便产生了与舞台剧及电影争夺观众的问题，以致影响了剧院和影院的上座率。

　　1979年，电影部门决定不再提供新的电影拷贝给（新影片在放映半年之后才提供电视放映）、舞台剧也怕影响上座率而不愿意让。决定自己生产电视剧。1980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在1981年的春节期间和观众见面。

　　与此同时，开始从地区和国外购进一些电视剧和电影片，组织专门人员进行译制。他们和上影译制片厂联合译制了英国电视连续剧《居里夫人》，通过译配，摸索译制配音的规律，利用电视译制制作技术的优势缩短制作周期。

　　1979年11月29日晚，了第一部译制片南斯拉夫电视剧《巧入敌后》，讲述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与占领军巧妙周旋的惊险故事。引进片，最早的一批还有《黑名单上的人》、《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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